”
“原因很简单。”
崔大郎侃侃而谈道：“任何货物都有其特定产地，通有无，那就是商贾获利之源了。宋与契丹并立，当世双雄，为削弱对方，必互相禁榷，玳瑁、象牙、犀角、铜铁、乳香、皮毛、牛羊、马匹、粮食、布匹、药材……无所不禁。
唐末乱世以来，我继嗣堂的生意便渐渐移向四方偏远之地，要想挪回来，改做其他行业，绝非一日之功，否则伤筋动骨，元气大失。禁榷令一下，不知多少靠我们吃饭的人都得砸了饭碗。而且，朝廷重士，对我们商贾必然也大为打压。”
崔大郎的顾虑源自唐朝以来的政策，唐朝时期商人的政治地位十分卑下，朝廷律法严格规定，工商之士不得做官、工商之士不得与士族通婚，唐太宗就曾说：‘工商杂色之流，假令术踰侪类只可厚给财物。必不可超授官秩，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，同坐而食。’
商贾比庶民地位还低，庶人服黄，工商杂户不得服黄，且禁止工商乘马。商人的私有财产也得不到法律保护，朝廷可以任意没收。如开元二十二年没收京兆商人任令方资财六十余贯。建中三年，“刮富商钱，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”，“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，意其不实，则加搒捶，人不胜苦，有缢死者”。
朝廷对商贾过于迫害，这样一来，商贾们必然支持各地藩镇对大唐朝廷的反叛，冀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，从此成为藩镇割据的基础。结果两百多年来，一直就是士人轻商，武人重商，而宋一统中原后，实际上抑商的现象远不及前朝严重，但是现在又有谁知道？朝廷重士，已成风气，天下承平之后，天知道他们会不会沿袭唐律？继嗣堂一直的作风就是居安思危，他们不会坐等朝廷的政策下来再做反应。
况且就算朝廷不抑商，他们有太多的生意涉及南北，一旦两国对峙，对他们的影响便十分巨大，他们既然判断南北并立已成定局，就必须得找出一道沟通南北的桥梁来，在他们所想出的办法中，这个桥梁就是可以起到缓冲作用的西北了。这个分析，倒与杨浩分析芦州在诸藩中的特殊地位，继而选择工商兴洲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至于说天下承平，商人的生意才兴隆，那也未必。春秋时诸国林立，屏障重重，照理说对商贾是最不得宜的了，而实际上商人当时不但获利极高，而且社会地位极高，所到之国，该国将相都以礼相待，十分敬重。自唐末五代以来的各方诸候也是如此，盖因有求于他们罢了。
杨浩缓缓地道：“你们的长老认为，西北之地足以自立
“原因很简单。”
崔大郎侃侃而谈道：“任何货物都有其特定产地，通有无，那就是商贾获利之源了。宋与契丹并立，当世双雄，为削弱对方，必互相禁榷，玳瑁、象牙、犀角、铜铁、乳香、皮毛、牛羊、马匹、粮食、布匹、药材……无所不禁。
唐末乱世以来，我继嗣堂的生意便渐渐移向四方偏远之地，要想挪回来，改做其他行业，绝非一日之功，否则伤筋动骨，元气大失。禁榷令一下，不知多少靠我们吃饭的人都得砸了饭碗。而且，朝廷重士，对我们商贾必然也大为打压。”
崔大郎的顾虑源自唐朝以来的政策，唐朝时期商人的政治地位十分卑下，朝廷律法严格规定，工商之士不得做官、工商之士不得与士族通婚，唐太宗就曾说：‘工商杂色之流，假令术踰侪类只可厚给财物。必不可超授官秩，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，同坐而食。’
商贾比庶民地位还低，庶人服黄，工商杂户不得服黄，且禁止工商乘马。商人的私有财产也得不到法律保护，朝廷可以任意没收。如开元二十二年没收京兆商人任令方资财六十余贯。建中三年，“刮富商钱，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”，“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，意其不实，则加搒捶，人不胜苦，有缢死者”。
朝廷对商贾过于迫害，这样一来，商贾们必然支持各地藩镇对大唐朝廷的反叛，冀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，从此成为藩镇割据的基础。结果两百多年来，一直就是士人轻商，武人重商，而宋一统中原后，实际上抑商的现象远不及前朝严重，但是现在又有谁知道？朝廷重士，已成风气，天下承平之后，天知道他们会不会沿袭唐律？继嗣堂一直的作风就是居安思危，他们不会坐等朝廷的政策下来再做反应。
况且就算朝廷不抑商，他们有太多的生意涉及南北，一旦两国对峙，对他们的影响便十分巨大，他们既然判断南北并立已成定局，就必须得找出一道沟通南北的桥梁来，在他们所想出的办法中，这个桥梁就是可以起到缓冲作用的西北了。这个分析，倒与杨浩分析芦州在诸藩中的特殊地位，继而选择工商兴洲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至于说天下承平，商人的生意才兴隆，那也未必。春秋时诸国林立，屏障重重，照理说对商贾是最不得宜的了，而实际上商人当时不但获利极高，而且社会地位极高，所到之国，该国将相都以礼相待，十分敬重。自唐末五代以来的各方诸候也是如此，盖因有求于他们罢了。
杨浩缓缓地道：“你们的长老认为，西北之地足以自立